朱增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非洲猪瘟疫情给我国生猪生产带来了极大威胁，对行业管理方式和产销、流通格局提出了重大挑战。在加强生物安全措施，严防、扑灭疫情的前提下，养猪业产业链如何建立新的产销格局以适应新形势值得研究。美国和德国两大生猪生产国的生猪产销格局可为我国未来生猪产业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一、生产要素推动美、德养猪业布局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
两国生猪生产区域化特征都很明显，主要是依据生产要素优势逐渐形成的。
（一）美国生猪养殖集中于玉米、大豆种植带
美国的生猪育肥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带。其玉米主产区在五大湖的西南部，即美国的心脏地带（Heartland Region），爱荷华和伊利诺伊是全美玉米产量最多的两个州，合计约占全美的三分之一，其余前10位分别为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印地安纳、南达科他、堪萨斯、密苏里、威斯康星和俄亥俄，合计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近90%。由于美国实行大豆和玉米轮作，大豆主产区正好涵盖了其玉米主产区。2016年心脏地带育肥成本为47.38美元/英担，北部新月地区则高达56.64美元/英担，两者仅饲料成本就相差15.3%。饲料原料的优势又带动了粮食主产地区生猪养殖的工业式生产。2016年，生猪存栏量最高的10个州中有9个来自这些地区（北卡罗来纳除外），合计占71.5%。其中，爱荷华一直是最主要的生猪主产州，且存栏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在2016年达到30.1%。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生猪养殖就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分工：非玉米带区主要从事仔猪繁育，玉米带边缘区则专注于仔猪哺育，之后断奶仔猪被运到爱荷华州等低玉米价格的玉米带进行专业化肥育。
（二）德国生猪育肥集中于交通发达的边境区
德国育肥猪的养殖主要聚集在靠近荷兰边境的西北部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两州猪场数量超过全国的1/3，生猪存栏量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德国生猪育肥的“西北部集聚效应”是与当地的历史发展和地理优势分不开的。这里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海港，靠近荷兰、比利时、丹麦等生猪生产国，高速公路和水路等交通运输条件发达，为生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德国生猪产业第二大聚集区为东南部的巴伐利亚州，该州属阿尔卑斯山区，主要饲养种猪，搞仔猪繁育，所以场均存栏规模较小，主要是因为该州生产的仔猪多数都被运到德国北部进行育肥。
二、专业化分工与订单式合作提高了生产效率
高度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欧美发达国家养猪业的普遍特征。订单生产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快速发展和销售模式的转变，进而带动区域化分工。
美国政府鼓励“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由于养猪基础设施缺乏，北卡罗来纳州养猪业采用了大型企业+农场主订单的一体化经营模式，90年代中期，该州80%以上的出栏生猪是通过这一模式生产的。这种生产模式推动了该州生猪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降低了养殖成本，带动其在90年代初成为美国的第二大生猪产区，并且建成了Smithfield旗下的当时全球最大的生猪屠宰厂，占美国屠宰量的8%。
订单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养猪业繁殖、保育、育肥的分工和合作，销售生猪也由点拍卖市场（自繁自养销售模式）转向直接销售渠道（订单生产），70%生猪销售由活体转变为以胴体为单位计价。与此同时，以爱荷华州为代表的传统玉米带生猪养殖区为了缓解竞争压力，调整养猪业的产业结构，纷纷采用了订单生产模式。1992年，全美订单化生猪养殖场比例仅为3%，到2014年已达65%。
德国的养猪场大体可以划分为种猪场、繁育猪场和育肥猪场三类，各环节之间由产销合同衔接。2017年，德国共有养猪场约24,500家，生猪存栏2715万头，其中自繁自养的比例不到1/3。
两国总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化分工特征明显。自繁自养养猪企业并非主流，主要在于其生产效率大大低于专业化分工饲养。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是形成分工的主要动因。
三、生猪屠宰厂与育肥场的区域匹配度高，产品主要以冷鲜肉形式流通
欧美发达国家的屠宰产能主要集中于生猪主产区，生猪产品以冷鲜肉作为主要流通形式，但仍然存在跨州的活猪屠宰运输。
尽管以产地屠宰为主，但由于养殖产能和屠宰产能并不能完全匹配，美国生猪调出主要发生在生猪产能较高的州，生猪调入州主要为屠宰能力较大的州。该国屠宰产能集中度较高的州包括爱荷华、北卡罗来纳、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密苏里、印第安纳和内布拉斯加等。譬如Smithfield在北卡罗莱纳建的最大屠宰场，日屠宰能力可达3.45万头；JBS在明尼苏达和爱荷华都建有屠宰能力超过2.1万头/天的屠宰场。但是由于生猪产能较大，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生猪需要外调，但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2017年主要调出州为爱荷华、明尼苏达、俄克拉荷马、南达科他、堪萨斯、俄亥俄和科罗拉多，其中爱荷华州的调出量超过1500万头，其育肥猪本地屠宰率为66.9%。明尼苏达州的生猪本地屠宰率仅为55.2%，伊利诺伊州则需调入34万头育肥猪。
德国生猪屠宰同样呈现高度规模化。2017年前5家屠宰企业Tönnies（通内斯）、Vion（维杨）、Westfleisch、Danish Crown（丹麦皇冠）和Müller Gruppe合计占德国生猪屠宰量的67.7%。德国面积相对较小，运输距离短，因此屠宰产能并未全集中于产区，例如第二大屠宰企业Vion在德国有6 家屠宰厂，3家位于主产区下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州，3家建于非主产区，其中位于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屠宰厂距离主产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400多公里。
在主产区建设屠宰场方便就近屠宰是主流，但仍然存在跨州活猪调运作为屠宰产能不均衡的补充，猪胴体计价、冷鲜肉运输是美国和德国生猪和猪肉流通的突出特点。
四、防疫制度保障了区域间种猪、仔猪、待育肥猪大量调运的安全性
美国生猪调运历史较长，其中包括仔猪/种猪、育肥猪及自加拿大进口仔猪/育肥猪的调运。1970年美国跨州活畜调运量仅3000万头，到2001年就增加到5000万头，生猪调运量占总量的27%。2017年仅仔猪跨州育肥调运量就达5524万头，许多大型的自繁自养养殖场需要远距离调运断奶仔猪到育肥场，尤其是爱荷华、明尼苏达、印第安纳、密苏里、伊利诺伊、堪萨斯等主产州。其中，玉米带生猪调入量占总调运量的70%以上。北卡罗来纳是主要仔猪调出州之一，每年调出400万头，包括向距离1700公里外的爱荷华州运输仔猪、保育猪，爱荷华的出栏肥猪则会运往2900公里外的加利福尼亚进行屠宰。此外，2000年以来加拿大每年还会向美国出口仔猪和育肥猪500-1000万头（其中用于屠宰育肥猪100-300万头）。
德国活猪长距离调运主要为仔猪和种猪跨国调入。其西北部靠近荷兰、丹麦等生猪生产国，每年从这些国家进口1500-1600万头的母猪和仔猪。2015年进口的1570万头母猪和仔猪中，53.1%来自荷兰，42.8%来自丹麦。荷兰和丹麦每头能繁母猪可提供有效仔猪数达到29.8头和32.1头，通过欧盟主要生猪生产国的这种区域化分工，发挥了荷兰和丹麦仔猪生产优势的同时，德国可以专注于生猪育肥效率的提升。
重视兽医防疫系统建设是提高生物安全能力、强化活猪调运监管的基础。美国联邦法规对调运生猪的鉴别、运输提出了严格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类管理疫病，对动物疫病分别实施禁止（如非洲猪瘟、猪瘟、猪传染性脑脊髓炎、猪传染性水疱病）、限制（如猪布鲁氏菌病、猪伪狂犬病）、不限制（如猪萎缩性鼻炎、猪流感等）跨州调运的制度；二是按照分区分群管理的原则，设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动物的不同调运监管要求（可供选择），并由认证兽医签发跨州调运兽医监督证书（CVI）；三是动物卫生状况的确立要以实验室检测作为依据，并据此实施用途管制；四是调运动物必须具有完备的官方标识，从而提高疫病追溯能力；五是运输设施要确保清洁卫生，并满足动物福利要求。
欧盟除相应法规要求外，运输车辆需要安装GPS系统，并立法对运输司机进行相应的培训，设立育肥猪/仔猪运输装载密度标准等。
五、对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启示
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分工是产业发展趋势，生猪就地屠宰、冷鲜肉调运为主也将会是未来中国生猪产销发展的主流，但仔猪调运和一定量生猪调运对于推动产业细化分工提升效率、维持生产稳定性和连续性、弥补屠宰产能布局偏差是必要的。加强我国基层兽医体系建设，提高生猪生产的生物安全，生猪调运前的科学检测、调运过程中严格防疫监管才能保障生猪生产和生猪产品流通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因此，要防治非洲猪瘟，需要提高养殖场户/企业的生物安全措施，科学防疫、严格监管才能真正降低疫病风险传播，提高区域间活猪/仔猪流通的安全性，保障生产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