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底，在某上市猪企发布其2020年度业绩预告后，市场一片哗然，因这与各大券商及个人投资者预期的利润相差甚远。该公司在随后的业绩沟通会中指出，这是由于2020年四季度外购仔猪及“主动”淘汰低效母猪造成了资产减值损失，并称在2021年上半年将继续“主动”淘汰低效母猪，以实现其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策略。
消息一出，各路投资者对该公司更是口诛笔伐，全方位分(pi)析(pan)了以上所谓“主动”淘汰的合理性。笔者也就该事件与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我们无意求证以上说明是否合理真实（资本市场已经用脚投了票），而是借此机会进一步讨论养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提到养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成本控制。的确，整体而言，生猪市场特别是育肥猪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产品高度同质化，单一企业没有定价权，只有成本越低，才越有竞争优势。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
1）成本控制还是养殖份额？
从2019年开始，很多大的集团公司发力抢占散养户退出后的市场。这些企业或高价购买母猪，或外购仔猪育肥，只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若成本控制是核心，自繁自养应是更好的选择，而非高成本抢占市场。似乎在这些企业看来，更高的市占率才是现阶段运营的核心。
2）成本控制还是品牌溢价？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品牌猪肉（特别是黑猪肉或所谓土猪肉品牌），他们在形象打造、渠道建设上投入不菲，更多是希望建立品牌，进而享受品牌溢价的好处，而不是尽力控制成本。
3）成本控制还是减少风险？
我们还可以看到，非瘟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养殖企业都总结出了“防非瘟X步法”、“生物安全X步曲”等。据业内人士称，这些方法在设计时力求标准化且易于操作，以最大化减少风险。此时成本亦非优先考虑的因素。
当然，以上例证不是为了说明成本控制不重要，而是希望以发散性思维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以期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生猪养殖成本是养殖企业的生产及经营要素合力的结果，其高低与企业的硬实力（资金实力/成本、规模大小、种源质量、原料成本、生产/养殖厂房设备等）和软实力（管理水平、员工技能、激励机制、市场美誉度等）密切相关。通过定量分析不同养猪企业的成本结构无疑有助于探讨其成本下降的可能路径。
图1：非瘟前后养猪成本的结构变化
– 为对比非瘟前后的成本变化，对成本项目进行了分类，与常规损益表上的成本项目略有不同
– 以上数据源于公开信息及与部分行业专家沟通所得，由于样本有限，可能会与个体差异较大，仅供参考
– 仔猪费用指断奶仔猪成本
– 饲料成本包含正常死淘猪已消耗的饲料成本
– 制造费用指育肥阶段的折旧、直接人工费用、水电、疫苗保健及其他可变费用
– 三费：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及正常的营业外支出
– 额外防疫费用：非瘟造成的新增防疫基建设备折旧、额外防疫人工、消毒剂、增强免疫力保健品费用等
– 异常成本：主要包括由于非瘟造成的额外母猪淘汰费用，二元母猪培育成本增加导致的额外仔猪成本，以及额外的育肥猪死淘成本
非瘟的爆发大大重塑了养猪行业，也对养猪企业的成本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图1是非瘟前后养猪企业的平均成本构成图（为了更好对比，饲料成本按照目前的原料价格计算），从中可以看出，非瘟使整个行业的养猪成本从13.37元/公斤提高到了19.41元/公斤，增幅达45%。
究其原因，首先非瘟造成了二元能繁母猪的大量死亡，养殖企业只得大量使用轮回二元、三元留母、多元杂交母猪等做种，使得整体猪群的繁育效率显著下降，仔猪成本增加。其次在育肥猪阶段，由于仔猪的短缺和高价，行业整体出栏重从非瘟前的110-120公斤提高到了非瘟后的130公斤以上，甚至160-170公斤，使全程料肉比增加，提高了相对饲养成本。再次，随着非瘟后生猪价格上涨，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代养费用、新建厂房和新设备的投入、闲置产能以及整体财务费用的增加也大大提高了养猪的制造费用和“三费”。此外，非瘟后养猪企业还面临两项额外费用，即额外防疫费用和所谓的“异常成本”。
图2：非瘟后行业平均生猪养殖成本构成
“异常成本”这一概念是某上市猪企在对外交流时首先提出的，主要指正常成本外的其他成本。这一概念其实也适用于整个行业。笔者对其的定义主要包括：由于非瘟造成的额外母猪淘汰费用，二元母猪培育成本增加导致的额外仔猪成本，以及额外的育肥猪死淘成本。对于某些企业来说，前期的开办成本及大量闲置产能（包括签约农户维持费用等）也会大大提高其总成本，但对行业平均总成本而言，此类成本所占比例较小，在此不作进一步讨论。从图2可以看到，仅仅额外防疫成本及“异常成本”两项就占到了养猪成本的19%，加上非瘟导致的其他成本增加，不难看出非瘟的确给我国养猪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不同类型的养猪主体所面对的成本压力有何异同？他们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将在下一篇专栏文章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逢秋，农牧行业资深人士，动物科学与工商管理双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