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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管理层收购（MBO）形式从天邦食品剥离约一年后，有望成为中国首家专业化种猪上市公司的史记生物将公司总部从江苏南京迁到了安徽合肥。
此番乔迁正印证了安徽方面对于史记育种的大力扶持。在去年的MBO中，由省人民政府控制的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亦投资2亿元，间接持有史记10%的股份。
藉史记生物合肥总部开业之机，一场盛大的史记育种高端论坛亦于7月在合肥举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国家生猪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瑶生等为代表的行业专家学者、政府代表、金融界代表、史记客户代表以及史记员工代表等近300人共同参与见证。
除了陈焕春院士和广东省农科院蒋宗勇研究员分别带来的疫病和营养分析报告，以及史记偕同天邦的全产业链分享，此次活动还罕见聚齐了中国猪育种领域的顶级专家“五兄弟”——王爱国、张勤、傅衍、陈瑶生和李学伟，连同王立贤、殷宗俊、黄瑞华、唐中林等多位育种专家，为业界呈现了一场精彩无比的互动论坛。
“五兄弟”均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博士，后来联合在中国养猪界发起了遗传评估和联合育种。尽管受多重因素制约，二十余年全国联合育种的效果并不理想，各位专家对中国种猪产业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亦为史记此次开启新征程增添了有力的注脚。
“分 享
论坛最后的育种专家对话环节由作为东道主之一的浙江大学教授、史记生物首席科学家傅衍主持，7位对话嘉宾依次作了分享发言：
/ 李学伟 /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
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1982年毕业后留校，1988年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来后一直都在从事猪的育种。我这辈子一共培育了四个猪品种，其中一个夭折，三个获得成功。
我从回国之初就开始培育的叫荣昌猪瘦肉型品系，该成果在1996年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随着我国从2000年开始大量引进瘦肉型猪品种，业界发现瘦肉型猪的肉质需要改善，于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技术攻关，最终选育出的“天府肉猪配套系”在2011年通过了国家新品种审定。
实际上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还利用野猪杂交出了一个新品种，当时都已通过农业部的测定并准备申报，但因猪场所在地简阳要建天府机场，合作培育的企业没钱搬迁，最后所有的设施和种苗都烟消云散，非常可惜。
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通过了第四个品种的审定，就是“天府黑猪”。其培育结合了四川省地方品种成华猪和国外引进品种巴克夏猪的遗传资源，是四川省第一个以地方猪遗传资源为主要育种素材培育出的国审猪新品种。通过此项培育，不光是它的生产性能得到了改善，最重要的是满足了市场的需求——成华猪是四川地区名菜“回锅肉”的最佳原料。
我想大家都有的一个共识是，在很多育种性状上国外已远远超过我们，但在肉的品质这一块，国内的地方猪很有特色，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 王爱国 /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中国是畜禽遗传资源大国，《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收录的猪品种有整整130个，包括了83个地方品种、25个培育品种、14个培育配套系、6个引入品种（大白、长白、杜洛克、汉普夏、皮特兰和巴克夏）以及2个引入配套系（斯格和皮埃西）。连同近两年审定通过的6个新品种、1个配套系和2个地方品种，我们的猪品种资源已合计达到139个。当然这些资源可能在各地分布不均，但都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很好地保障了国家的种业安全。
猪肉未来还会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蛋白来源，但咱们土地少，人畜争粮的矛盾也会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满足市场需求肯定还得依靠瘦肉型猪，这也是杜长大目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绝对领先份额的原因。而这些引入品种分别源自不同的国家，各国地理环境不一样，从国内来说也是东西南北差异很大，因此很难说有绝对完美的引种，我们还是得依靠自己的进一步选育来满足相应市场的需求。
对于地方猪种，其市场定位应该是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基本路径之一是打造品牌，要努力放大一头猪的价值，并能保持一定的供应量。
/ 张 勤 / 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从我国整个的猪育种来看，跟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有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越来越大。像产仔数方面我们的地方品种已经完全没有优势，甚至我都担心若干年后我们的肉质优势也会失去。因为国外一开始也多是肉质较好的脂肪型猪，只是后来为了瘦肉型猪的选育而牺牲了部分肉质，但他们现在又开始重视肉质了。我们对此还是要有紧迫感。
关于育种我想强调三个方面：一是联合育种还是要做，但不同于过去已经失败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联合育种，我们可以一方面推动大企业内部多个核心场之间的联合育种，另一方面是在中小型企业之间建立育种联盟，大家自发地以共同利益为纽带联合。类似的联盟形式在广东、四川和安徽已有出现，但现在可能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第二点是我们要尽快推进基因组选择的应用。这项技术不管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际应用来说，都确实非常好。而我们这方面跟国外比已经落后很多，他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应用，我们国家真正的应用可能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实践表明国外用了基因组学以后，它的遗传进展加快了很多，所以我们如果再不跟上去的话，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
第三点是抗病育种现在确实要提上议事日程。我们国内疫病这么严重，大家现在更多地是从生物安全、从免疫预防或药物治疗这些角度去考虑，育种上做的很少，当然难度确实也很大。但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如基因编辑）是完全可以做抗病育种了的，包括恢复力或者叫适应力的选择。我们过去一直说地方品种的抗病力强，那么国外如果按照这个方向选下去，他们猪种的抗病力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地方猪。
/ 陈瑶生 / 中山大学教授
中国的生猪养殖占到世界一半的份额，应该说这个“舞台”已经足够大，但从事猪育种的主要还是高校之类的科研单位，缺少有实力的大型企业的参与。像傅老师这样在史记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团队是很让人羡慕的。
我们猪育种的人才体系亟待完善，除了要有好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然做好育种可能只是一句空话。如何搭建一些让我们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真正融合在一起的育种平台，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从国际主流猪种到地方特色猪种在我们手上都有，接下来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打好这一把丰富的“牌”，能否靠实力把养猪生产的“天花板”一点一点往上抬。我们的改良计划需因时因地符合中国的国情，要能把育种的一些现代理念、基本做法在行业中予以推广。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在创新的同时能够更务实，包括了解其中的底层逻辑、坚守严苛的选育标准等。
只有更务实，我们的技术、能力、方法以及算法才能最终体现在选育出的一头头种猪上，也才能将优秀的基因一代代地传下去。人才的传承也是如此，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猪育种才有希望。
/ 王立贤 /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做猪育种的一直有个遗憾，或者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养猪量，却没有几个自己的专业化育种公司，专业化公司中也没有拿得出手去参与国际竞争的。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了史记偕同天邦分享的养殖和屠宰数据，说明我们在育种上开始有了收集商品猪数据的这种意识，这就走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对未来也更有信心了。
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种猪强国，一定要在育种效率上超过国外，才能最终实现追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育种要更有针对性。像国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很多的性状进行测定，然后去计算、去比较，再针对生产水平以及消费市场的改变去做合适的选择。如业界的育种目标正从关注5日龄活仔数转向产活仔数的成活率，宁可“少生”，也不愿“多死”，因为后者造成的损失更惨重。这种根据经济价值重要性变化来做出调整的针对性很强，成效也可以很快体现在商品猪的生产上。
其次育种也要有时效性。不能说我们进入了基因组育种的时代，就削弱表型测定的作用，因为只有表型测定才能把基因组选择的效率发挥到最大。所以我特别赞同一句话：在基因组时代，表型仍然是王道。我们在不断应用新技术的同时，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一定也不能放松。
/ 黄瑞华 /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育种是做什么的？现在大家可能还有一些误解，认为育种就是要培育新品种或者配套系，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很多企业在做的主要是对我们所引进的瘦肉型猪进行本土化的选择，让引进品种在国内形成优势，设法实现前面专家提到的一些育种目标，包括有机会让中国的种猪走向国际。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而不是培育新品种或者配套系。
当然育种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育种素材的收集、鉴定、评价与保护。前面也提到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地方品种资源，但是我们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二个问题是育种该由谁来做？我们过去的的确确是专家做育种为主，那么现在是以企业育种为主、专家育种为辅，这两个模式的差异决定了我们的育种工作将来能不能走向市场，能不能被企业所采纳。应该说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为当下的政策，像史记这样的专业化育种公司是很了不起的，但问题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属于“拉郎配”，育种只是为了拿项目，为了有点名声。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全民都来做育种，那么我们的育种工作就完蛋了。
这也涉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才的问题，当前高校培养的硕博研究生到了一线以后能否承担相应的育种工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未来年轻人能否跟上育种进展的步伐将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育种需要怎么做？我们的育种目标现在很容易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应阶段性地根据自身的育种进展调整自己的方向，朝着设定的终极目标去努力。如现在市场的销售模式发生了改变，由卖猪转向卖肉，这时我们育种目标关注的一些性状也应该调整。只有围绕着终端市场的需求来调整育种目标，育种才能为市场所接受。
还有育种方法上，我认为最影响我们育种效果的一定是对表型数据的精准、实时、系统和全方位地收集、分析、处理和反馈。如果这些工作做不到，你的育种工作就有可能会走偏。未来我们的育种能不能走出去，也将取决于我们现在能不能踏踏实实地坚持做育种。
/ 唐中林 / 中国农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
从我1998年开始参加工作，就一直没离开过猪场，所以我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养猪人。关于瘦肉型猪育种，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看法，一个是我们不要过度强调区域性的品系，如美系、加系、法系、丹系之类。我们未来肯定是要实现良种猪国产化，过度强调品系可能对我们非常不利，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实际上我们已经汇聚了全世界最为丰富的种猪资源，那就把这些资源加以好好利用，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培育出真正的“华系”种猪。
第二个我觉得不要片面地强调个别的生产性能指标。虽然我们国家现在的生产水平相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但全国的平均水平跟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我们最重要的育种目标应该是把优秀的种猪性能、优良的种猪基因传递到商品代，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利用种猪本身的性能，还要利用好商品猪的一些性能，如一头母猪一年可以提供多少肉之类的综合指标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是我们要坚持育种，并要利用好新的一些技术。像基因组选择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成本也在降低，完全能达到日常应用的层面。同时，精准的表型测定仍很关键。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看，真正持续做育种是非常有成效的，种猪性能会有明显的改变，并能卖出更好的价钱。我们现在深圳成立了一个畜禽种业联盟，就是想看看怎样进一步把我们瘦肉型猪的育种搞好。
在地方猪的开发利用方面，我感觉现在一些保种做得很困难，但保种不是目的，保种是为了利用，我们应该利用好全国80多个地方品种的优良特性，开发一些新品种或配套系。地方品种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生态环境，而且其饲养相对比较粗放，可以用于杂交开发利用。
我们对于地方猪的研究其实是非常不够的，不管是养殖模式还是营养标准都缺少相应的配套，这也是我们地方猪种培育出来之后很难去推广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要真正把我们的地方猪开发利用好，还需要围绕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些养殖模式去做探讨。
“对 话
在论坛最后的问答环节，除现场来宾的提问外，史记生物董事长李双斌更是与每位分享专家依次进行了对话，从中或可一窥这家专业化育种公司当前的一些关注点所在：
李双斌
如何才能培育出既长得快、又生得多、也吃得少、更肉质好的生猪新品种？
李学伟
这些确实就是我们育种的方向，但要把这些性状都集中到一个品种上又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用配套系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光是要对纯系、纯种进行选择，并且要发掘国内外这些种质资源的优势，然后通过我们的育种——可以是杂交育种，可以是配套系的选育，也可以是开发专门化品类的产品，最后实现以上育种目标。
李双斌
在我们育种研发的道路上，如何更好地利用地方猪品种的基因？
王爱国
咱们现在好多地方品种繁殖性能好，肉也不错，可就是长得慢。这样还是不行的，因为成本过高。但是生产黑猪和杜洛克杂交以后，会出现毛色分离，这就是思路，如此一来便可以培育出瘦肉率高、长得快的黑色品种，只是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可能比较长，相关企业需要结合品牌来做，打造产品的差异化特色，进而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李双斌
能否通过全基因组技术或是其它的什么方法将表型测定的成本降到最低？
张 勤
表型测定的成本确实非常高，这也说明了育种本身是一个高成本的产业。而通过基因组选择，从理论上说是可以减少表型测定的数量的。特别是随着基因组选择准确性的提高，早期淘汰的比例持续增加，相对于国外通常采取的全群测定，后续的表型测定可以有所减少。在应用基因组选择比较早的奶牛育种上，我们已基本不再做表型测定。但在猪育种上目前还不能完全放弃，特别是涉及补充参考群的时候。
李双斌
国外的基因费模式使种猪的研发有了较为稳定的投入，如何在中国推动业界接受这一模式？
陈瑶生
其实行业已经在慢慢接受了，这在几个大型种猪企业的公猪精液的销售中已有所体现。但由于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圈，也就是育种价值跟合作伙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包括基因传递覆盖的面还不够大，基因费模式的推进还需有个过程。但我相信，由于现在很多的中等规模养殖企业没有能力去持续做育种，他们最终一定会走向这种可以实现利益共享的生态。
天邦食品董事长张邦辉饶有兴致地听取育种专家对话
李双斌
基因编辑抗病育种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还分别需要做哪些工作？
王立贤
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抗病育种是针对蓝耳病的，我们国内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针对PED就有国内实验室在做。现在就看政策如何继续往下走。这是抗病方面，另外一点我更关注的是抗性，即对疾病的耐受性也很重要，我们从事育种工作的人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一些数据收集，因为要使一个性状成为育种目标的选择，得前期有大量的研究数据积累才可以。
李双斌
轮回杂交同二元杂或三元杂比较的话，他们的繁殖性能、生长性能以及肉质方面有什么差异？
黄瑞华
不管是轮回杂交，还是三元猪的种猪化，都是一种应急式的短期行为，长期的回交必然会导致近交系数潜在的提升，其杂交优势相对于传统的遗传组合肯定会有所下降。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的生猪产能目前已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猪给更新掉，而且建议我们的头部企业能够带这个头。
李双斌
作为广西巴马香猪资源开发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你们在巴马香猪的基因组选择上取得了哪些经验？
唐中林
巴马香猪是广西的一张地方名片，现在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其特点就是体型小、肉质好，真正做到了“清水一煮就飘香”。我们对其各种表型指标、代谢指标以及在基因组水平上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找到了其特有的一些标记位点和风味物质。现在除了对其肉质进行开发利用，我们还将其与瘦肉型猪进行杂交，以及正通过基因组选择的方法培育生产性能更好的新品种。此外，我们还利用其小体型开发了一些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
作为论坛专家对话环节的主持人，傅衍教授亦在最后谈了两点感想，是总结，是展望，更是决心与信心：
“
在座的各位专家不仅理论做得很好，应用也是一流的。我自己这么些年下来，从高校到企业，也觉得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从2005年去PIC兼职、2012年参与启动天邦的种猪育种、到现在在史记做中国人自己的种猪公司，确实都是我的兴趣所在，也很好地结合了高校的研究与企业的应用。
我想今天的讨论更加坚定了我们史记的育种方向。我们现在一共有5个品种，对于“杜长大”（即史记S1、史记D2和史记D1），我们将通过大量的性能测定和基因组测定，以及通过不断优化育种方向，全面提高其生产性能和综合效益。另外2个品种（皮特兰/史记S3和优质肉品种/史记S3）将做成特色品种，其中皮特兰当年起源于孟山都，早在20年前的国际会议上宣布培育成功时，就已经使用了400多个分子标记（同期种猪公司中分子标记应用最多）。现在我们继续选育，其日增重、料肉比等指标都非常突出，且无应激和肉质问题。我们接下来计划在抗病性上对皮特兰做进一步的开发，打造成我们的又一个特色品种。
此外，我们内部已决定了要培育一个黑色、肉质好、繁殖力高、生长快的新品种。培育黑色品种的想法在10多年前就跟一些育种专家聊过，当时大家觉得强调黑色没有意义。但这么些年下来，发现中国人喜欢黑毛猪的习惯始终改变不了，所以我们也定了目标，要用四、五年时间培育出一个黑色的新品种。其肉质要好，这里面会用到一些地方品种的资源，同时生长速度、综合效益等要接近引进品种。今天的讨论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接下来就要展开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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